Zhu Yi Long Fan's Note

環球時報文娛專訪 08-11 06:30 
記者  牛小曼 ● 邵群玉

8月8日，電影《東極島》(Dongji Rescue)上映。該片取材自中國漁民在抗戰期間營救英軍戰俘的真實歷史事件，面對日軍暴行和不斷下沉的“里斯本丸”巨輪，東極島漁民為落難英軍打開了一條生路。《東極島》由管虎、費振翔共同執導，梁靜任出品人及總製片人，朱一龍、吳磊、倪妮領銜主演。

近日，朱一龍接受《環球時報》專訪，直言這段歷史和電影的工業化水準對他極具吸引力。為了演好阿贔這個有野性、有血性的人物，他挑戰自由潛水極限訓練，每天去實地勘景……朱一龍告訴記者，“我真的喜歡拍電影、跟自己對話，不斷探索自己和角色的連接，打碎再重組。”對於中國電影的國際化表達，他認為需要多元化的類型，“讓國外看到中國當下的電影人，我們在思考什麼、在做什麼。”

“站在島上那一刻，我就是他”

環球時報：參演《東極島》的原因？希望傳遞給觀眾什麼？ 

朱一龍：有兩方面的原因。首先純粹從電影角度出發，這樣的工業電影創作難度非常大，這種需要挑戰未知和探索表演方式的作品，對我來說是一次挑戰。另一方面是它的意義，它背後是真實歷史事件，我覺得這是對被遮蔽歷史的一次打撈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們電影的slogan（口號）是“每一個中國人，都可以是英雄”。中國正是因為有這樣的人民，我們國家才會有這麼悠久的歷史，每次都能重生強大。走到現在，我們要自強。
 

環球時報：漁民阿贔是一個怎樣的人物？你是怎麼走進角色的？

朱一龍：說實話，一開始我猶豫過，但決定接受這個挑戰之後，我首先做的是從外形上貼近阿贔，塑形、曬黑……同時看劇本，去理解他是個什麼樣的人。真正讓我覺得“我就是他”了，還是站在“東極島”上那一刻。當時我們每天去勘景，步行爬到山頂，一遍遍走過那些路，然後站在山頂眺望海面和遠方。我記得有一天，費導（導演費振翔）指給我們看“里斯本丸”號沉沒的方向，突然之間我沉浸了，那種歷史感一下落到了身上。 

我是能跟阿贔產生共情的，我認同他身上的不完美。虎哥（導演管虎）跟我聊阿贔時說過兩個關鍵字：野性和血性，我認為這是一直貫穿在他身上的。他在影片前半段的處事方式看似圓滑，是因為他希望帶著弟弟在亂世中好好活下去。他不是一個天生的英雄或所謂的大人物，他會恐懼、會掙扎，甚至想過躲起來。

但當他經歷了日軍登島屠村、弟弟在船上和日軍指揮官同歸於盡，以及打開船艙看到全是英軍屍體的慘狀後，他突然意識到，逃避解決不了問題，如果忍讓無法帶來安全、保護不了身邊的人，他就需要抗爭。於是他爆發了，就像去哨所殺日本兵那場戲，它不是那種傳統意義上的動作戲——阿贔仿佛一頭雄獅去撕咬敵人的喉嚨，用最原始、最乾脆俐落的方式表達了他的憤怒。 

環球時報：如何理解阿贔對弟弟阿蕩和阿花的感情？ 

朱一龍：阿贔和阿蕩（吳磊飾）是被撿回來的孩子。阿贔能跟弟弟在惡劣的環境中相依為命、長大成人，能跟阿花（倪妮飾）惺惺相惜走到一起，是因為他心中一直懷揣著愛。他對弟弟和阿花的感情，都是支撐他活下去的力量。他對生活充滿嚮往和希望，即便他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，但始終期望帶著弟弟和愛人走出去，尋找喜歡的地方和想要的生活。 

環球時報：影片中涉及大量水下戲份，有哪些水下生存技巧？ 

朱一龍：這次挑戰的，是沒有任何輔助設備、全憑自己肢體的自由潛水，跟《消失的她》時帶裝備潛水完全不同。水下生存的技巧源自前期的大量訓練，學習如何呼吸、排解耳壓和解放肢體，建立起能夠掌控好身體的自信。如果在拍攝時還要分心去顧及安全、琢磨動作，表演必需的鬆弛感就會消失，所以基礎一定要打牢。訓練過程其實挺有意思的，我跟磊磊（吳磊）在9米深的水裡還玩過石頭剪刀布，這是教練在教我們“找樂子”，讓我們在相對輕鬆的狀態下，逐漸提升能力。

讓多元類型的中國電影走向世界

環球時報：這次與主創們的合作感受如何？對舟山東極鎮留下了哪些印象？ 

朱一龍：我特別享受跟他們合作的過程，大家都是很優秀的演員。每個人來到現場時就是角色本身，而且導演和劇組為我們提供了實景，一切都是最真實的。大家不用刻意設計和表演，把自己聽到看到感受到的，真實展現出來就好了。當地人民非常質樸、好客、善良。大家都很包容，也特別樂意配合。
 

環球時報：《東極島》即將在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上映（澳大利亞、紐西蘭、北美和英國），希望海外觀眾看到什麼？

朱一龍：我相信人性是共通的。我們講述的故事有地域性、有文化性，我們的故事發生在中國東極島，一個離他們很遠的地方。但當人在極端處境下，人性能好到哪一步？漁民們深信“海上落難人必救”，在陷入救人和自保的兩難時，我們最終選擇去拯救他人，哪怕是不同膚色的人——我認為這種超越性的力量，足以得到全世界觀眾的共情。我希望通過電影讓大家真正瞭解中國人，感受到我們中國人的善意、仁義，以及對於和平的嚮往。
 

環球時報：從《河邊的錯誤》到《東極島》，如何看中國電影走向世界？

朱一龍：《河邊的錯誤》(Only the River Flows)和《東極島》是完全不同的兩種類型——前者是作者電影，後者則是工業電影。我們需要這些多元類型的中國電影走向世界，向世界展現不同的創作成績與思考。我參加過一些國外電影節，去感受、去溝通、去交流。說實話，我覺得國外對中國電影的認知和判斷依舊有刻板印象，正因如此，才更要把《東極島》這樣的大型工業電影，以及一些年輕導演創作的、蘊含對當下思考的作品帶給他們。讓國外看到中國當下的電影人，我們在思考什麼、在做什麼，我們的工業化能做到什麼程度。

“我不是成熟的演員”

環球時報：現階段選角是否有偏好？角色之間有沒有某種共性？

朱一龍：其實我不會連著拍相同類型的角色。因為完成一個角色後，很難馬上找到新的創作靈感去演繹另一個類似的人物。所以在選擇上，我更傾向于差異性強的角色。我真的喜歡拍電影，也喜歡看電影，希望自己能夠在各種類型的作品裡，用不同的表演方式呈現不同的人物。

我覺得演員很多時候是在跟自己對話和交流，不斷探索自己。你不可能塑造一個跟自己沒有關係的人，他（角色）一定是你挖掘了身體的某一部分，與自己產生某種連接之後，才有可能飾演的。所以要不斷地跟自己探討，然後不斷地打碎自己，重組，再打碎。
 

環球時報：入行近20年，如何看待演員的“沉寂期”？什麼時候覺得自己成熟了？

 朱一龍：19年了（笑）。對我個人來說，現在回想“沉寂”，其實特別有用。在那個時期，我不斷沉澱、試錯，不斷在各種影視劇——沒有那麼多被大家看到的作品裡面提升自己，去積累經驗，才有了後面在某一個作品當中，自己積攢的經驗能夠展現和爆發，得到觀眾的認可。

我到現在都不認為自己是個成熟的演員，每一次面對新角色和新劇本的時候，都會非常忐忑。因為我沒有辦法依照經驗主義去塑造角色，每一個人物對我來說都是嶄新的，是一次全新的挑戰。

環球時報：獲得各種獎項，對你個人帶來哪些影響？

 朱一龍：說實話，是讓我更放鬆了。以前在沒有得到認可的時候，說著“不要證明自己”，但潛意識裡總有一些“企圖心”，演角色都不自覺地帶著證明的勁兒。現在反而自己會更放鬆，把自己完全交給角色，雜念更少，更純粹、更鬆弛了。我希望通過不同的視角，不斷地去學習電影，去瞭解電影，跟不同崗位的電影人接觸，讓我對電影的看待能更多元化，視角更寬闊一些。

環球時報：現階段怎麼平衡工作和生活？

 朱一龍：就像我剛剛提到的，每次成為一個角色都需要長時間的準備。其實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，也需要花時間調整，慢慢回到自己認知裡那個“我”的樣子。我沒有辦法從一個角色跳到另一個角色，必須先找回自己。所以在生活當中，我在找自己。

我總覺得自己挺“懶”，每天生活處於一個比較省電、放鬆的狀態，想辦法讓自己鬆弛下來，打開感官去感受世界。沒有出現在鏡頭前，不代表我沒有出去，我也會去過我覺得正常的生活。
 

環球時報：想對一路陪伴你的人說什麼？

 朱一龍：真的感謝大家。因為拍電影需要長時間準備，不會像以前那樣頻繁出現在鏡頭前，還有回到自己的時間和過程可能有點艱難。我儘量每次讓自己恢復到原來的狀態，再跟大家見面。感謝你們的陪伴，希望更多人看到我的電影。我也會每次都鉚足全力，拍出好電影給大家看。

來源｜環球時報

排版｜楊 柳​​​​